转载自：腾讯新闻《潜望》 冯清扬
3月份，几大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或CEO将纷纷到访中国，其中最受瞩目的是苹果CEO蒂姆·库克（Tim Cook），同时，还有美国辉瑞CEO艾伯乐（Albert Bourla），奔驰集团董事长康林松（Ola Källenius）。此前，大众集团CEO奥利弗·布鲁姆（Oliver Blume）已在1月底至2月初访问了中国。
疫情政策一放开，为何这些跨国公司的CEO就迫不及待地来华呢？
这些公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业务均与中国深度“绑定”。在华有超过20年甚至30年的历史，1984年大众汽车进入中国，1986年奔驰中国公司在香港成立，1989年辉瑞在大连建立了现代化的工厂，1995年苹果在中国成立合资公司。
疫情之后尽快访华，想尽办法降低地缘政治和三年疫情的负面影响，重新布局中国，应该是他们此行的主要目的。
库克上一次来中国还是2019年3月，在故宫院长单霁翔的陪同下游览了初春的故宫。故宫是中国的文化象征，这一超越商业的文化交流活动让苹果深耕中国的意味更加明显。
但这一次的背景相比3年前要严峻的多。近日，苹果小股东NLPC（美国国家法律和政策中心）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请求——撤销蒂姆・库克在董事会中的职务。3月10日，是苹果的年度股东大会，要对该提议进行审核。库克会不会被逐出董事会还是个悬念。
反对库克的主要理由是：库克坚持将苹果的供应链保留在中国大陆。
2011年苹果的创始人乔布斯去世，库克出任苹果CEO。虽然乔布斯是苹果的灵魂人物，但是库克的管理能力和运营能力超越了乔布斯。十几年来，库克最大的贡献，是主导、完善了苹果高效、严密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也可以说，是斥资几十亿美元在中国构建了一个复杂程度前所未有又极为高效的供应链体系。这套体系，也让苹果对中国的依赖极深。
但这一次的背景相比3年前要严峻的多。近日，苹果小股东NLPC（美国国家法律和政策中心）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请求——撤销蒂姆・库克在董事会中的职务。3月10日，是苹果的年度股东大会，要对该提议进行审核。库克会不会被逐出董事会还是个悬念。
从相关数据可见，苹果超过95%的iPhone、Mac和iPad都是在中国制造的，2022年来自中国的营收约740亿美元，占苹果总营收约1/5。一个富士康的郑州产业园，就能承担80%以上的iPhone 14、iPhone 14 pro的系列产能。
与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相反，苹果仍然持续对中国注资。所以，库克面临被逐出董事会的风险是在一系列政治环境压力下的表现。
但库克对中国的选择还是出于商业效率的判断，因为中国拥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深厚的制造业生态系统。
来自FT（英国《金融时报》）的一个数据显示，2021年接受审计并通过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中国企业数量超过了42万家，约占全球总数的42%，印度这一数字为3.65万，美国则为2.55万。
虽然，一些跨国公司在把工厂逐步迁移到印度、越南、墨西哥等国家，这些国家也被认为是中国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是印度、越南的一些工厂的分包商和供应商依然来自中国大陆。
库克或许想改变极度依赖中国的现状，2022年，尝试在印度生产高端的iPhone 14系列产品，此前，印度生产的还只是低端iPhone。但这种改变是谨小慎微的。现实的牵制是，苹果手机的生产需要极高的质量标准、深厚的工程技能、高效的供应链管理。印度的短板是尚未建立起来完善的供应链体系，不足以接纳苹果大规模的量产。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高级副总裁丹尼尔·伦德曾表达：中国完善且先进的制造业生态体系很难被取代。
这也是库克难以抉择的问题所在。目前的全球高效的供应链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想要肢解全球供应链的想法短时间内还不可能实现。
但世界的变化超过以往，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和决策难度变大了。库克的尴尬在于，一面是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一面是敏感的中美关系。在二者中不断权衡才能找到解决方法和未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