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核心观点，欧洲后来为什么能超越中国呢？现在看来主要是四个原因： 欧洲的对外战争，战争带来的贸易与金融流通，中国货币主权的丧失，中国自己闭关锁国不去直面血火挑战
本文来源人民网张维为的同名文章
2014年09月12日14:35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
2013年 9月，我在荷兰国际关系学院做了一个关于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的演讲，一位法国学者随之问我：中国正在迅速地实现现代化，但似乎又不愿意接受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性，这是为什么？我是这样回答的：“要解释这个问题，先要了解西方的现代性是怎么形成的。离这个会场不远有两个地方值得一看，一个是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莎的故居，另一个是荷兰的戴尔福特（ Delft）瓷器博物馆。 17世纪的时候，欧洲大都还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具有‘异端思想’的哲学家斯宾诺莎在荷兰也遭到了迫害，被基督教会除了名，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来海牙见他，只能秘密地进行。两位哲学家探讨了他们的一个共同发现：中国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它不像欧洲，它不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而是世俗国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个具有现代性的国家。他们认为中国采用了世俗的、贴近自然、非神权的方法进行治理，结果是成功的。”
我说：“在戴尔福特瓷器博物馆，你可以了解到， 17世纪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瓷器，并从荷兰销往整个欧洲，当时的瓷器大概就等于今天的 iPad，荷兰商人也因此发了大财，但更重要的是欧洲人文学者从中国瓷器中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精神世界：他们发现中国瓷器不仅质地精良，图案精美，达到了当时欧洲难以企及的水准，而且这些图案反映的内容与欧洲艺术也不一样。欧洲艺术当时反映的主题还是以宗教和上帝为主，而中国瓷器上的图案反映的基本上都是民生，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如农夫耕作、老人垂钓、儿童嬉戏、多子多福，还有大量的自然山水风光。用今天的话说，中国艺术的题材早就是非宗教的、接地气的、人间的。这一切给当时的欧洲带来了震撼，甚至可以这样说，是中国的世俗文化很大程度上把当时的欧洲从神学世界引向了人间世界。”我告诉这位法国学者：“要了解欧洲启蒙运动开始的所谓‘现代性’，一定要了解这种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起点就是中国。”
这也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东学西渐”运动，但今天的欧洲人出于种种原因很少主动提及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国起点，然而这个事实千万不要被忘记，这对西方尤为重要，因为以我的观察，西方很多人今天又陷入了新的神学世界，无法客观准确地认识一个飞速变化的中国。西方要理解今天的中国，恐怕还是要回到欧洲启蒙大师当时的起点，也就是客观地看待一个世俗的、非神权的中国。西方的新神学就是“历史终结论”，只要还是停留在“历史终结论”的蒙昧状态，那就无法真正地读懂中国，甚至也无法真正地了解西方本身和整个西方以外的外部世界。
“西方中心论”和“欧洲中心论”的核心是这样一种叙事：古希腊产生了古罗马，古罗马产生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民主政治、工业革命和现代世界。这种叙述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叙述：欧洲文明是优越的，主流是理性与民主，与之相对立的是东方文明，东方文明的主流是愚昧与专制，而欧洲文明代表了“通往最高级的人类文明”。我们国内学术界迄今为止的不少叙述也是在重复这种西方虚构出来的主流话语，中国也因此而产生了一大批“言必称希腊”的学者和一大批“西方文明优越论”的信徒，只要中国的做法和西方不一样，那中国一定是错的，西方一定是对的，我们要做的无非是不断地向西方模式靠拢，接轨乃至最终被西方社会所接纳。美国历史学家埃里克 ?沃尔夫（Eric Wolf）曾这样指出：“历史就这样被改成了一个关于美德传承以及品德高尚者（例如西方）如何战胜落后族群（也就是东方）的传说。”1
好在中国今天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了，我们可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而客观地审视所谓的“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指出它们的不实之处，这也是中国话语建构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也为后来的“历史终结论”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些年海内外那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基本上都源于“欧洲中心论”及其衍生出来的“历史终结论”。我们有必要正本清源，从源头上反思“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从而更好地确立自己的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和话语自信。
海内外已有许多学者做了大量考证和研究，使我们今天似乎越来越能够接近历史的真相。这些研究的结论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古希腊文明很大程度上源于东方的古埃及；第二，欧洲 16世纪文艺复兴的主要动力之一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第三，欧洲 17— 18世纪启蒙运动的起点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第四，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治理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和“文官制度”等均来源于中国。“欧洲中心论”和“西方文明优越论”是谬误百出的，也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世界上至少有两种关于古希腊文明渊源的全新解读：一种认为古希腊文明本身是欧洲文艺复兴后被虚构出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一个统一、强盛的古希腊国家体系，也没有什么“古希腊哲学”，有的只是被包装成“古希腊哲学”的中东哲学、亚洲哲学，因为这些所谓的古希腊哲学家几乎都来自中东地区，属于亚洲，而非希腊，虚构古希腊史的目的先是为了创建一种“反抗天主教学术的传统”，后来是为了“替近代新兴的资本主义市场文明找到一种源远流长的根”。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所著的《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作。另一种观点认为，即使有古希腊文明，那也多亏了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保存了古希腊的典籍，才使欧洲最终得以走出长达千年的“黑暗时期”，使它衔接上了已经消失匿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而这两种文明本身也都有东方的渊源。这种观点在约翰?霍布森（ John Hobson）的《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The Eastern Origins of Western Civilisation）中有详尽的论述。
马丁?贝尔纳的《黑色雅典娜》揭示了古希腊文明的东方渊源，在学界引起相当的震撼。他追述了欧洲学者从 18世纪后期到 19世纪初期通过古希腊的塑造来完成对欧洲身份的重塑，他们“迅速地将古希腊提升为欧洲文明的发源地，根据是其所谓的民主制度和科学理性”。真实的历史是古希腊人从没有把自己看成是“欧洲”。“欧罗巴”这个词本身是希腊神话中位于黎巴嫩海岸的推罗（ Tyre）王阿革诺尔（Agenor）之女。换言之，古希腊在文化上与东方联系密切，甚至可以被看做东方的一部分。马丁 ?伯纳尔进一步指出古希腊的科学成就大多应归功于古埃及，只是后来被重塑成与东方没有关系的“雅利安模式”，并推演出所谓的理性的欧洲和非理性的东方，民主的欧洲和专制的东方。2
学者钱穆也从国家建设的角度比较过古代中国和古希腊及后来的古罗马，他认为古希腊是“有民无国”，古罗马是“有国无民”，而古代中国是“有国有民”。古希腊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而是由一批城邦（也有人称“城邦国家”）松散组成的，一个城邦的人口少则上千人，多则二十来万，小于秦汉时期郡县的人口规模。之后的罗马帝国是“有国无民”。帝国常年征战，最强盛时期，其疆域近 35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7 000万，与公元 2世纪中国的西汉规模相当，西汉当时的疆域约 4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6 000多万，但在国家的治理上，古罗马始终没有像秦汉时期的中国那样把疆域内的人口整合起来，最后罗马帝国终因经济衰退、政治动荡、日耳曼游牧蛮族的入侵等原因走向解体和灭亡（公元 476年），之后的东罗马帝国很难算是欧洲国家了。罗马帝国解体后，多数史学家认为欧洲进入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黑暗时代”。一般认为到了 16世纪的“文艺复兴”，欧洲才开始摆脱漫长的“黑暗时代”。
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秦始皇于公元前 221年统一中国，实行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了度量衡，推行了郡县制，奠定了维持中国统一的文化和制度基础。之后的中国，虽然经历了多次分裂，但历代的主流政治都是寻求统一，历代的政治制度几乎都可追溯到秦汉时代，正如毛泽东所说，“百代都行秦政制”。中国“大一统”的传统自秦统一之后就一脉相承下来，各个朝代甚至民间都广泛地认同董仲舒所说的“《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3
福山在他的近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也认为：如果统一的、中立的中央政府是现代国家标志的话，那么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现代国家。他认为，中国在战国后期已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当然，这里“现代”并不意味着西方民主制，而是指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所称的“统一和理性化的官僚制度”，如官阶和职能严格划分、官员升迁依照能力标准。福山说：“坦率地讲，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一些现代国家要素，公元前 3世纪就已存在于中国了，这比它们在欧洲出现早了 1 800年。”他还说过，秦代中国的官僚政府“比罗马的公共行政机构更为系统化，中国人口中受统一规则管辖的比例也远远超过罗马”。福山的解释是客观的，某种意义上，这对“欧洲中心论”也是一种解构。4
古希腊在建筑艺术上成就辉煌，但我去过埃及，也去过希腊，比较古埃及和古希腊两地的古迹，可以清楚地看出古希腊文明的埃及渊源，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希腊雅典娜神庙的大理石柱廊是仿效古埃及神庙的，只是规模小了很多。学者陈平还从古埃及古希腊的建筑中读出了政治，他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这种建筑更可能是一场灾难。雅典城邦在公元前 5世纪，花了 17年时间修建了壮观的雅典娜神庙，但当时的雅典城邦只有 20来万人，如果比较中国人口的规模和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代价，那么雅典娜神庙所耗费的人力、财力、物力大概百倍于中国，而雅典娜只是雅典人寄托战胜敌人愿望的神，建设神庙的目的是为了鼓舞自己，阻吓敌人，但后来证明这一切都是徒劳无益的，雅典先后被斯巴达、马其顿、罗马打败和吞并。相比之下，我们的祖先务实得多，修筑长城和开挖大运河虽然也付出巨大代价，但它们确实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文明的延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雅典娜神庙为代表的古希腊建筑艺术至今令人赞叹不已，但不幸的是它们都建在火山带，显然无视了当地的自然环境，从这个角度看，这些建筑也反映了古埃及古希腊文化中刚性易折的一面，与中国文化中崇尚天人合一、因地制宜的理念相距甚远。
此外，还可以比较一下中国和欧洲当时在发展水平上的差异。尽管欧洲在建筑、艺术等领域内成就巨大，但整体而言，欧洲的发展水平明显落后于中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他的《中华科学文明史》中列出了几十种 16世纪之前从中国传到西方的重要技术，除了四大发明外，还有龙骨车（比欧洲早 15世纪）、石碾（比欧洲早 13世纪）、铸铁（比欧洲早 10—12世纪）、风筝（比欧洲早约 12世纪）、弓形拱桥（比欧洲早 7世纪）、独轮车（比欧洲早 9—10世纪）、弓弩（比欧洲早 13世纪）、深钻技术（比欧洲早 11世纪）、活塞风箱（比欧洲早 14世纪）、瓷器（比欧洲早 11—13世纪）、河渠闸门（比欧洲早 7—17世纪）等。5
欧洲随着罗马帝国的解体而进入了“黑暗时代”，主要是因为在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神学占据统治地位，其对人性的压抑和扼杀，导致了欧洲社会和经济停滞不前。从这个角度看，文艺复兴展现了对人性的重新重视，所以得到后人的高度评价。不少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类似的黑暗，比如秦朝的焚书坑儒和明清的“文字狱”等。但总体上看，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比基督教包容得多，基督教神学的那种绝对排外与儒家“包容并序”的理念大相径庭。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历史上宗教战争持续了上千年，至今都阴魂不散（从亨廷顿所表述的“文明冲突”到伊拉克、阿富汗战争到西方今天的所谓“价值观外交”，本质上还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态）。相比之下，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也有各种各样的冲突，甚至规模不小的“文字狱”，但中国鲜有种族灭绝、宗教法庭和长达上千年的宗教战争，不仅如此，中国还形成了不同宗教长期共存、儒释道互补、多元文化和民族“和而不同”的统一国家。
究竟是什么力量率先打破了欧洲的停滞与黑暗呢？不少学者经过详细考证，提出了一些颠覆西方主流叙述的观点。约翰 ?霍布森指出：“在 7世纪后，伊斯兰教的势力迅速扩张，以致地中海实际上成了穆斯林世界的一个内湖，西欧成了亚非全球经济中的海隅一角。伊斯兰世界对欧洲的发展尤其具有强大的影响。 ”6加拿大学者格温?戴尔（ Gwynne Dyer）在《战争》（War）一书中强调，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罗马文明从未瓦解。那里在阿拉伯和土耳其统治下，代之而起的是一种伊斯兰化了的古典文明。也就是说，亚洲伊斯兰地区保存了在欧洲早已消失的古希腊典籍。欧洲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欧洲人得以把欧几里得、托米勒、阿基米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重新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欧洲文字。同时，由于伊斯兰世界所处的地理位置，它得以从中国和印度的发明中获益匪浅，正如贾雷德 ?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所指出的：“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由于位居欧亚大陆的中央，既得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发明，包括采用了中国的纸和火药，也承袭了希腊的学术。”7
比较 15—16世纪的欧洲和中国，两者的差距仍然很大。中国并非十全十美，中国存在着各种问题，但欧洲的问题要严重得多。就经济规模而言，当时的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 35％左右。欧洲中心论者把 15—16世纪称为“伟大的航海时代”，但比较一下郑和下西洋的船队和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船队，郑和宝船（1421年）长超过百米，排水量超过万吨，比 80年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圣玛利亚号大百倍。欧洲与中国在文化水准上的差别更大。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多次感叹：“当我们还不知道如何认字书写的时候，中国已经到处都是书籍了。”加文?孟席斯在《 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叙述：“当朱棣指示姚广孝率领 2 180名学者进行包罗万象、长达 4 000卷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的编纂工程时，处于文艺复兴前夜的欧洲，对于印刷术还一无所知，实际上，那个时候亨利五世的图书室里只有六本手抄本，其中三本还是从修道院借来的。当时欧洲最富有的商人 Florentine Francesco Datini拥有 12本书，其中 8本还都是宗教著作。”他推论，欧洲近代科学知识的兴起，只能是大规模借鉴和引进中国、阿拉伯世界的科学知识的结果，而绝不可能是如韦伯所说的“新教世界观”的产物，单靠全欧洲修道院里不到 100本的羊皮书，就导致了近代科学的产生，这足以沦为天方夜谭，这种天方夜谭恐怕连上帝也不会相信。8
文艺复兴 16世纪从意大利开始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当时欧洲国家中和中国接触最多的是意大利。学者朱谦之指出“在 13至 16世纪，中国的重要发明即以阿拉伯人为媒介，给欧洲文艺复兴之物质基础创造了条件”。 *中国对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影响巨大。中国文化传入意大利最早的是丝绸、青铜器、瓷器等，中国的纺织技术和造纸等技术也可能是经过意大利传到欧洲的。 13世纪十字军东征后，曾经中断的意大利通往中国的道路又被打通，威尼斯成了中欧交流的最重要城市，威尼斯商人马可 ?波罗在宋末元初抵达中国就是一个例子。他回到欧洲后出版的《马可 ?波罗游记》涵盖了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意大利乃至后来在欧洲多数国家都引起了轰动，西方难以想象世界上还有如此繁华和发达的国家。
《马可?波罗游记》当年对欧洲产生的影响绝不会亚于中国晚清“睁眼看世界”第一人魏源《海国图志》对中国和日本产生的震撼。学者莫里斯?科利思（ Maurice Colis）认为《马可 ?波罗游记》“不只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疑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10马克思也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11其实，不少“欧洲中心论”者大概也知道这些事实，但他们似乎不愿意提及，更不要说深入探讨这些事实了。
中国对 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启蒙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上面谈到的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对话和戴尔福特瓷器博物馆的馆藏都是这段历史的很好注脚。了解 17世纪的荷兰很重要，因为 17世纪的荷兰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国家，荷兰的文艺复兴，很大程度上是引进东方物产和知识的结果。哈罗德 ?库克（Harold J. Cook）在《物质交换：荷兰黄金时代的商业、医学和科学》（Matters of Exchange: Commerce,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the Dutch Golden Age）一书中明确提出：荷兰的文艺复兴可能首先是东方文明在荷兰的复兴，而不是什么古希腊文明的复兴。对于荷兰来说，所谓“自然的知识”大致就是指通过航海获得的来自外国的知识：中国的印刷术、瓷器等工业产品、造船工艺、航海技术、航海图纸、蒙古的战争技术（特别是火器）、阿拉伯的造园术、矿物、南洋的香料和物种知识、印度的药用植物等等，这些与欧洲的“宗教知识”相区别的“自然知识”，极大地增加了欧洲人的审美和生活品位，扩大了欧洲的空间视野，造成了荷兰 17世纪的文艺复兴，并最终促进了近代科学在欧洲的发展。12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如此渴望得到关于中国的知识，他在给自己朋友写的信中说，他准备在自己房门上贴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中国知识中心。莱布尼茨崇拜中国儒家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学说……这种极富权威的哲学体系创立于 3 000年以前，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莱布尼兹受到《周易》中卦象的启发，提出了二进制算法，成为近代信息技术的基础。在莱布尼兹 1714年发表的《单子论》中吸收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宋儒理学的精华。13莱布尼茨认为，中国在实践哲学方面占优势，而欧洲在思辨哲学方面领先，中国与欧洲可以相互补充，组成一种世界文化。14
我本人在法国东部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前后居住了十来年，我住的地方离欧洲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故居约 10分钟车程，属于同一个县，这使我有机会多次参访了伏尔泰的故居，也因此感受到了一点欧洲启蒙大师的灵气。伏尔泰十分推崇中国的传统哲学。他曾经说过，世界的历史始于中国。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还指出：当中国的文明已经相当发达昌盛的时候，欧洲人“还是一群在阿登森林里流浪的野人呢”。
政治上，启蒙运动提倡的是理性主义，而启蒙思想家理性主义的偶像就是孔子，他们向往的理性精神就是东方世界。伏尔泰非常认可孔子的学说，他在《哲学辞典》中提出了“常识不平常”（Common sense is not so common）。“自从开天辟地以来，还有什么道德准则比它更美？我们必须承认，对于人类来说，没有比孔夫子更有价值的立法者了。 ”“我认真地拜读了他的著作，并做了笔记，我觉得他诉诸道德，而完全没有对奇迹的说教或对宗教的借喻。”伏尔泰还质疑欧洲的君王们：你们在听到中国以德治国，哲人受尊敬的事例之后，该有何反应？你们应该“肃然起敬，感到脸红，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摹仿”。
伏尔泰认为，中国人讲“天”和“理”，既是“万物的本源”，也是中国立国古老和文明悠久的原因。“中国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写得合乎理性”，中国哲学中的一切都没有任何“神奇的意味”，合乎自然。的确，“在以中国的老子和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中，充满了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这样一种精神，把它用于生活，是一种潇洒；将之总结为经验，则是一种审美”。15
在伏尔泰眼里，理性使中国摆脱了战乱。与频繁战乱的欧洲相比，中国当时社会安定得令人羡慕和崇拜，他认为，中国是由哲人统治的。伏尔泰还根据中国元代戏曲《赵氏孤儿》改编成戏剧《中国孤儿》（Orphelin de la Chine），他借剧中的人物来推崇中国的习俗和道德标准。他认为中国把有知识的人当做贵族来尊敬。伏尔泰在 1764年出版的《哲学辞典》中的“古代与现代”（Ancients and Moderns）词条中说：“中国人早在 2 000多年前，就筑起了长城，但却没能抵挡得住鞑靼人的入侵。”而在“迷信”这个词条中，伏尔泰问道：“有一个彻底摆脱迷信的民族吗？这等于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有一个人人都是哲学家的国度吗？有人说在中国就没有迷信。也许哪一天，我们欧洲也会有几个城镇能摆脱迷信。”16
法国启蒙思想家笛卡尔也深受中国文化浸染。他在《方法论》一书中热情颂扬了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性。法国启蒙时代的“百科全书派”著名学者狄德罗高度评价了四书五经等中国儒家经典。他认为：孔子建立的哲学是理性宗教，不谈奇迹和启示，纯粹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是中国人长期信奉的主流派哲学——实用哲学。学者朱谦之经过考证，认为从 16、17世纪开始，耶稣会士把中国的宋儒理学传入了欧洲，影响了包括笛卡尔在内的一批欧洲启蒙思想家，为他们“反对宗教”、主张理性提供了武器。17
托克维尔曾说过：在漫长的 16—18世纪，仅德意志就被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合约》瓦解为 314个小国（而当时中国的情况是：清朝确立，康乾盛世开始）。1681年开始的一个世纪时间，直到 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德意志才被归并为 39个有主权的城市国家，而这只不过是整个欧洲分崩离析状态的一部分。从欧洲启蒙思想家来看，中国的大一统，与战乱频繁的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把中国的大一统看做中国强大的根本原因。18
欧洲启蒙思想家还发现中国不实行欧洲的贵族分封制度（封建制度），所以国家无需向贵族特权势力妥协，从而可以“不持偏见地”统治。对于世俗的、非宗教的知识的重视，对于靠本事而不是靠世袭的科举制度，他们都非常敬重。在他们眼中，中国没有宗教化的意识形态，人们可以根据“理性”的法则而非“宗教的权威”来处理事务。经济上也一样，自由主义者的偶像就是中国。现在人们普遍把亚当?斯密当做经济学之父，而经济史学家普遍认为亚当 ?斯密的背后是“法国非常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魁奈（ Francois Guesnay，1694— 1774），他被当时的欧洲学人尊称为“欧洲的孔夫子”（Confucius of Europe）。魁奈认为，土地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也是税收的基础。孔子的儒家思想和他所强调的农业为立国之本的理念，在 18世纪法国思想界和经济理论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西方经济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是“自由放任”，而这个概念源于法文的 laissez-faire，一般认为它是魁奈从老子“无为”概念翻译而来。
魁奈和米拉勃（ Mirabeau）合作，在 1763年出版的《乡间哲学》（Elemens de la Philosophie Rurale）一书中，就专门谈到中国的皇帝如何在每年的春天到来之时，到社稷坛主持亲耕大典，以示对农人的支持和对来年收成的祈望的事例。男耕女织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小农经济里常见的劳作场景。康熙十分赞赏古代流传于世的《耕织图诗》，曾令宫廷画师绘制了“耕图”和“织图”各 23幅，并为每幅图赋诗一章。其中有“从来蚕织女功多，当念勤劳惜绮罗”等句，显示出康熙对织女劳作的认识。后来雍正和乾隆两朝也几度临摹这套画作，表现出他们对耕织的重视。中国皇帝的这种亲耕仪式，给了欧洲宫廷很大的启发。路易十五在 1756年曾亲自效仿，奥地利的约瑟夫国王在 1764年也亦步亦趋，亲自参加了表示亲农近民的耕作仪式。19
这两年，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一个半世纪前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在中国走红，但许多人没有认真读过这本书，就大谈所谓的革命容易发生在社会繁荣的时候。细心读过这本书的人应该注意到作者对 18世纪欧洲启蒙思想家普遍向往中国的一段描述。托克维尔如是说：在整个漫长的 18世纪，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们而言，“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民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考试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往神驰”。20
当然，18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中也有少数对中国持比较否定态度的，主要是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们把中国政体定义为“专制政体”，他们的观点随着欧洲地位的上升、中国和亚洲地位的下降，逐步变成了西方的主流观点，影响至今。我们今天回眸孟德斯鸠和黑格尔对中国的批评，就会发现他们的话语逐渐成为主流的过程正好是欧洲种族主义理论兴起的过程：即欧洲人是文明人，其他人种都不如欧洲人种优秀，甚至是劣等人。孟德斯鸠的自然环境决定论是种族主义理论的起点之一，而黑格尔本人是一个忠于普鲁士皇帝的欧洲中心论者和集权主义者。他们从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和种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故意把中国塑造成西方的对立面，中国是停滞不前，是“东方专制主义”，是历史终止的国家，以反衬西方的自由、文明和进步。这种虚构出来的话语体系后来也影响了很多中国人。
对于孟德斯鸠和黑格尔的观点，许多学者提出过质疑。李约瑟就指出：如果古代中国“真像有些人宣传的那样是一个绝对专制、毫无自由的社会，我们就无法解释几千年来怎么会产生那么多的创造与发明，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那样漫长的岁月里中国总是处于比欧洲领先的地位”。21真实的情况是，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中国在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等广泛的领域内全面领先于欧洲。
这种领先有其深刻的原因：
首先，中国的多数皇帝是敬畏“天命”的，而“天命论”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的“契约论”。荀子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这个意义上，“天命”就是“人心向背”，就是对皇帝的警训。学者赵鼎新认为“天命观”某种意义上就是“政绩合法性”：“天命观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虽然统治者不能完全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他可以通过德行影响天的意愿，当上天对一个统治者不满时，它会通过自然灾害的形式对其发出警告”。当皇帝的“天命”被广泛地视为不复存在之时，中国的平民百姓有权揭竿而起，这在当时的欧洲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的这种“契约论”从提出到实践都比欧洲早了两千多年。相比之下，欧洲大大小小君主代表的才是真正的绝对权力和绝对专制。22
其次，与中国“天命论”相联系的是中国政治传统中强烈的民本思想。美国学者卡尔 ?宾格尔（ Karl Buneger）认为，“中国的皇帝没有统治的‘权力’，仅有‘天命’，即，一种必须履行的职责。皇帝有职责治理好国家”，所以“一个好皇帝就要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治国安邦、抵御外敌、关注民生，例如，治理洪水、发展灌溉、修筑道路、赈济灾民。古代中国政府所承担的民生职责是大多数其他古代社会所不具备的”。23
第三，与中国这种“天命观”相联系的是选贤任能等一整套制度安排，如科举制度。从隋朝开始，中国实行了科举制，多数官员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的，相比之下，当时的欧洲大多数国家还是绝对君主制，官员也都是贵族世袭的，直到 19世纪欧洲才从中国借鉴了科举制度，形成了自己的文官考试制度。
第四，中国古代社会人民的自由度也普遍高于欧洲古代社会，在农业社会，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而中国的土地在多数情况下是可以买卖的，在欧洲土地则大都属于封建领主；中国当时是小农社会，而欧洲是农奴社会，小农的生活质量和自由度远超农奴。
那么欧洲后来为什么能超越中国呢？现在看来主要是四个原因：
首先是战争。欧洲从 16世纪开始一直在打仗，从三四百个国家开始，打到最后成了二三十个国家，但坏事变好事，当然这个“好”是要打上引号的，欧洲国家本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死亡和破坏无以计数，但一些主要欧洲国家的军事发展起来了，然后它们就到处打别人，包括建立海外殖民地，大量掠夺别人的资源和财富，后来也打败了中国，并强迫中国支付天价的赔偿，为欧洲的发展注入了大量的资金，中国自己则陷入了一贫如洗的境地。西方的军事崛起还带来了民族国家的崛起以及社会组织能力和科技实力的提高。
二是金融。从与东方贸易中发了财的威尼斯等地的商人开始投资战争，发战争财，资助了欧洲内部的许多战争，这个传统后来又在荷兰、英国等国得到延续。美国学者彭慕兰在《大分流》一书中说，英国工业革命的资源动力是棉花，而棉花来源于美洲（奴隶主控制的农场），工业革命产品的主要市场是美洲和亚洲，而非英国本身。他说“英国 1689—1815年间超过其国力数倍的额外资金是从伦敦资本市场筹借的，而 1840年之后，资金的赤字则由中国的赔款所填充”。24中国被打败后，中国的战争赔款系统也是英国人控制的。
三，与第二点相关，尽管古代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货币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好，造成了整个国家对进口白银的依赖。自 16世纪西班牙在美洲大规模开采白银，并向中国出口白银，中国就患上了白银依赖症。中国没有充分意识到货币主权的重要性。某种意义上，这也说明当时的中国缺少全球视野，缺少处理国内外两个市场的眼光和经验。明清两朝，中国都没有解决好货币短缺和货币信用的问题，最后只能通过进口白银来平衡。明朝几位皇帝也尝试过建立国家统一的财政制度和货币信用，但均未成功（民国时期的法币也没有真正成功，中国的货币自主是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得到确立的）。鸦片战争前后，英国主导的货币体系由银本转向金本位，中国损失惨重，加上巨额的战争赔款等等，都是清王朝走向覆灭的重要原因。25
当然，第四点是中国自己的原因。中国朝廷后来妄自尊大的心理、不思进取的心态、闭关锁国的政策等等，使中国对外界发生的巨变几近麻木无知，整个国家自然也无法与时俱进，无法应对西方列强崛起所带来的血与火的挑战。
回望这段历史，英国和其他欧洲主要国家不是以平等的市场交换，而是以军事和金融的手段掠夺非洲、美洲和亚洲，并以军事侵略和金融扩张打败了当时的中国。时至今日，西方对世界的控制主要还是依赖这两个手段：军事和金融。美国在海外有大量的军事基地，并不时为了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挑起战争。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控制着对自己十分有利的世界金融体系。
当然，中国的情况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已经较好地解决了这两个关键问题。在军事方面， 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扭转了乾坤。1840年以来，西方第一次对侵略中国的选择感到了畏惧， 1949年 4月还在中国内河里上下游弋的西方军舰再也不敢回来了，从此我们获得了 60多年的和平。某种意义上，中国执政党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之一就是缔造和培育了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彻底终结了西方大国可以随意入侵中国的屈辱史，这使我们得以捍卫自己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和未来。在金融方面，新中国成立伊始，我们一举确立了人民币的国家货币地位，并很快形成了统一的、独立的财政体系。这无疑是五百年来中国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环顾今天的世界，中国是世界上财政状况最好的大国，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我们的人民币正在稳健地走出国门，成为一种比较强势的、具有高度信誉的货币。中国也汲取了历史上闭关锁国的教训，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向全世界开放，融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竞争，在竞争中改进自己，发展自己，有选择地借鉴别人的经验而绝不盲从，整个国家也因此而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震撼。
我们为有中华文明这么一种源远流长的伟大传承而感到光荣与自豪，我们也为人民共和国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崛起而感到光荣与自豪，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找到了自信的源泉。真正了解中国的西方有识之士也高度认可中国这种“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定力。 2013年底，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谈到中国时表示：“我依然保持乐观。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存在了四千年以上，而且现在依然生机勃勃，这样的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古罗马、古希腊、古埃及都已成过眼云烟，拉丁美洲文明也已经逝去——早已不再有印加人或者阿兹特克人——可是中国还在。中国从来没有过一种全国同一的宗教，但是他们有一位道德导师孔子，这或许就是他们的福气所在。”历史学家汤因比也曾如是说：“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 2200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中国是一个“天降大任”的国家，它应该承担起自己对于人类和世界的责任，特别是与各国人民一起去构建一个更加和平、公正、繁荣的世界新秩序。
（作者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 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春秋研究院资深研究员。）